娛樂王

旺報【記者楊偉中／整理】

評論解讀12月15日，是中山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袁偉時80大壽。這位自稱「80後」的老少年送給自己的生日寄語是：「笑看塵囂，該說就說！」當年，袁偉時因《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》一文引發了「冰點事件」，成為海內外爭議的焦點。從盲目追隨，盲目信仰，到一點一點拾回常識，建立自信，這是袁偉時的經歷，也是一代人的經歷。

我研究的起點不是想教人，而是首先教自己，找出心中困惑的答案。這樣我就轉去研究中國歷史，有空就往圖書館鑽。「文革」後轉到了哲學系，講中國近現代哲學史。

魯迅和胡適：指路人

可以說，魯迅和胡適是我治學的導師和告別蒙昧的指路人。中學時候魯迅是我的一個精神導師，1949年以前我幾乎把魯迅的書全讀完了。胡適是「文化大革命」結束以後讀的，那時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弄得很亂，圖書館館員何永鍾先生費了很大勁把《胡適文存》幫我找齊。我把胡適的全部著作都拿來看，感覺這個人很了不起。何先生又將梁啟超的《飲冰室合集》原版匯齊了一整套提供給我，我才知道梁啟超是怎麼回事。我讀了以後，感覺他們講得都對，與我中學時候讀《觀察》領會的東西很符合，就是教你維護公民的自由、維護民主。

我真正徹底地醒悟應該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，所以我是後知後覺者。90年代初寫了《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》，那是我學術生涯進入成熟階段的標誌。這本書對傳統的歷史，對近現代人物的研究都是很顛覆性的。

我要研究一個人物，我就力求全面去讀他的著作。魯迅有句話對我有很大的啟發，就是要知人論事，最好的辦法就是按年去讀他的作品。很多人對前人的論述不對，只是籠統講他的思想。而我是分幾個段去講一個人，脈絡分得比較清楚，研究他的思想演變就很準確了。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麼講，持懷疑態度。

在哪扭曲就在哪突破

我越來越體會到：歷史在哪裡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；要說真話，說自己的話。我的真話和自己的話從哪裡來，我的學術成就就在哪個地方。我的學術重心有很多是為了恢復歷史本來面目。因為我知道我有一個重任就是摧毀虛假的歷史現象、摧毀那些束縛中國人的思想枷鎖。

我一直認為，新文化運動不是從「五四」開始，不是從陳獨秀創辦《青年雜誌》開始的，早在鴉片戰爭前後，新文化運動就萌發了。即使後來被稱為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，也是從辛亥革命後就開始了。現在再提出新文化運動，就要總結歷史經驗，要學習人類現代文明各種優秀的東西，不要再耽誤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。

《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》那篇文章，其實是2002年就在《東方文化》刊出的舊文。因為只印刷幾千份，影響不大。2005年年末，有一天李大同打電話來找我。他是《中國青年報》《冰點周刊》主編，他說在網上發現我這篇文章，感覺寫得很好，在《冰點》發表好不好。我說這篇文章已經發表過，你要是願意再發表，我同意。他很高興，就發了。沒有想到會引起那麼大的風波。

苦難來自封閉與落後

我寫那篇文章其實很謹慎，我認為我提出的兩個問題─火燒圓明園和義和團事件─是沒有辦法反駁的，史料非常充足。其他我還沒有說，只挑了兩個反駁不了的事實說。引起軒然大波是出乎意料的。

今年我感覺到特別開心的一件事就是，9月份人民日報社主辦主管的一個刊物，叫做《文史參考》，一位編輯打電話來約我寫稿。說：今年是火燒圓明園150周年，希望我給他們寫篇重點文章。我就說我的觀點沒變，你能發表嗎？他說他們討論過了，能發表。結果我就寫了6000多字給他，《圓明園：苦難來自封閉與落後》，從題目就知道內容了。歷史真相畢竟掩蓋不住。

要樹立文明史觀

這篇文章其實跟當年《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》觀點是延續的，核心觀點一點都沒變，而且我補充很多材料，講圓明園苦難的原因在哪裡。這個與我的文明史觀有很大關係。文明史觀跟民粹主義是完全對立的。為什麼我要批評中國人做錯的事情，正是因為文明史觀，不能從狹隘的國家民族範疇中來考慮，而是要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。那麼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的話，你這樣來處理一些事情就是錯的。

比如說為什麼圓明園會有3天的大火。英法聯軍進兵到北京附近，蒙古的僧格林沁親王率兵和他們打，結果打敗了。北京當時要求談判，英法聯軍派出大約40人去談判，達成和平解決協議。這個時候，僧格林沁親王卻把參與談判的英法兩國的人扣留起來。這就涉及文明的問題，怎麼可以扣留談判人員呢？戰火就再度燃起，但僧格林沁親王的軍隊依然是不堪一擊，不得不再度求和。

接受協議以後，英法聯軍就要求交還扣留人質，但清政府拖延接近一個星期依然交不出來。為什麼會這樣？當時其實只放回了一半的人，另一半死了，放回的一半還受了酷刑，一個法國人的生殖器被割掉了。英法聯軍非常憤怒，他們就商量要懲罰清政府，又不致傷害平民百姓，就決定把圓明園和附近的皇家園林燒掉。之前有過搶奪圓明園的事情發生，但還是小規模。當然搶掠和火燒也是罪行，但起因是在這個方面的。

跳出民族主義局限

我批評的出發點，就是維護人類文明，維護人的尊嚴，人類文明需要有各種各樣的規矩來束縛人類的野蠻性。所以，我今年明確提出了我們要樹立文明史觀。

文明史觀，就是要跳出民族主義的局限來解釋歷史現象，我對這個一貫都是比較清楚的，這個是人類的共同價值。不是說人類一開始就講自由，講法治，講文明，講民主的。從古到今的歷史要怎麼去解釋，對古代歷史的判斷，我認為文明史觀是最為準確的。不論漸進也好，還是革命的方式也好，文明進展到哪一步，都該有一個共同的標準，而且是人類共同認可的價值觀。這個就是文明史觀。

（摘自《南都周刊》2010─12─23，作者浪子）